每个星期六下午，阜阳一中校门西侧的英语咖啡屋就会变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几十个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把自行车随意地停在门口，走进了这间咖啡屋，依次在门口办公桌的一个本子上签字，然后进去随意看书或者画画，还有一些人就只是呆坐在椅子上。一些同来的家长，三两个聚在一起，或蹲或坐在校门口、楼梯口，偶尔说上两句。了 
 
 
解情况的人，会知道这是一些和艾滋病相关的人。

　　咖啡屋里不仅仅是咖啡

　　成排的椅子面对的是一个舞台，有高脚凳，有小黑板，舞台背后的墙上，围绕会徽半环着一圈字：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AOS)。会长张颖就在进门右手的隔间里办公。

　　11月12号下午，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来找张颖，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她和她的丈夫当年都有过卖血史，孩子的父亲不幸感染了HIV，现在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也不敢让邻居朋友知道这些事。经过疾控中心的程医生介绍，母亲终于说服了自己的一对儿女，到阜爱协会寻找帮助。

　　“每周都会有新人来，今天已经是第五个了。”工作人员马正洲忙着教第一次来的孩子填写表格，一个叫施姗的女孩子手里拿着一些表格，仔细地证实孩子的情况，“华夏基金会要求非常严格，儿童信息有一点含糊就得重新确认。它能帮我们解决一部分孩子的生活费，但是要完成他们最后的要求，工作量非常大，只有我们几个人是忙不过来的。”

　　阜阳很多农民都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中原地区的大规模采血活动的受害者。当年为了生活条件的改善，成群成群的男女老少大清早跑到血站去排号化验，想抽到自己的血，“胳膊一伸，扎一针；胳膊一蜷，五十三元”，这就是400cc鲜血的价格。从那个时候起，已经有家庭开始承受“抽血病”致死的代价，人们将其视为一场血疫；2004年夏天，阜阳地区共发现1068名感染者，270名因艾滋病死亡。根据阜爱协会的初步调查，这个地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有20多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有800多名。

　　目前在阜爱协会登记在册的孩子有319名，每月定期领取生活费的119名。在每月定期的下乡时间和活动中心举办“欢乐周末”时，协会都会给孩子们发放衣服、学习用具、奶粉等物品。“衣服多是别人捐赠的，奶粉是青岛圣元捐赠的，其他用品大多是我们买来的”。

　　给儿童发生活费是阜爱协会的首创之举。对于每个儿童，阜爱协会每个月会给予100元左右的生活费。“刚开始的时候，我只看到了几个小孩子，他们有些自己有病，有些失去了父母，有些辍学养活家庭。我自己看着难受就给他们一些钱，没想到现在孩子会有这么多，两三百个孩子，以后还会越来越多，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发那么多呢？”

　　但是钱又不能不发。“发钱是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这些家庭不仅是因为有艾滋病的影响，还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贫困家庭，这些家庭年收入都不到1000块。但给钱一定要适度。”张颖说，“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学前班的给50，小学的给80，初中的给100，高中的给150，这样分开，将数目固定，就可以避免资金的提前消耗，同时也是非常符合实际的一种做法。”

　　目前，阜爱协会除了张颖，还有5个半工作人员，即1个会计、1个文秘、1个司机和1个学生兼职做志愿者，就剩下2个人能够每月下乡核实孩子家庭情况和生活费具体用途，单单华夏基金会资助的一两百个孩子的工作都忙不过来。除了工作人员不够之外，对现有人员的相关培训也是张颖一直提到的困难之一。在中国，人们对非政府组织(NGO)的了解非常有限。在一个创业初期的民间组织中工作，基本上是完全靠工作来总结经验。

　　包括张颖自己在内，也意识到了草根社会的民间组织存在着很多不成熟和缺陷。除了工作人员的来源和能力，还有每个NGO都要面对的经费问题。

　　张颖列出阜爱协会目前的经费来源：社会个人20%，政府15%，张颖个人20%，企业、组织等45%。国内的项目本就不好申请，甚至还会因为消息不灵通而错过。前面提到的华夏基金会是目前惟一开始给予阜爱协会资金支持的基金机构。一个记者曾给她发过来一份可申请国家艾滋病防治委员会项目的传真，但一看日期，截至日期正好是当天，让张颖遗憾不已。

　　美国弗朗索瓦-克萨维埃-巴努(FXB)协会中国区行政主管詹尼斯·尼尔森女士来阜爱协会考察时，介绍了FXB的儿童救助模式，就是“家庭-亲人-社区”三步骤，首先是孩子的家庭即父母，然后选择亲人收养，再其次也一定要在熟悉的社区中寻找孩子的寄养家庭。对于阜爱协会能够同一个国际NGO的儿童救助模式思路保持一致，张颖甚为得意，这是她的本能认识，也许和她自己从小生长于父母离异的家庭环境有关。

　　孩子都是无辜的

　　“所有的孩子都是无辜的”，这是张颖从事两年儿童救助工作之后最大的感受，但是，“不能指望感染HIV的人是有爱心的”，这也是张颖最为深刻的教训。这位商人出身的民间组织负责人，凭一颗善心和坚韧的毅力，奔波了两年，当上了300多个孩子的“妈妈”。当初支持几个艾滋孤儿的热情，在两年超负荷工作中早已冷却为理性判断。

　　她的工作中相当一部分精力都要消耗在和家长的交涉上。由于艾滋病感染者多是一个村或者相邻村落，人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各自的信息，于是，每周六都有家长过来找张颖诉说自己的不幸，或者陈述协会的不公。“他们来找我帮助他们修猪圈养猪，我给病孩的奶粉其他人家也觉得不公平，甚至自己孩子考试没考好上不了好初中也让我过去说情，我只能跟他们不停地解释，做思想工作”，每次提到这些家长，张颖频频摇头。

　　某种程度上，周六下午的欢乐周末，有些孩子是奉父母之命必须前来的，因为每次活动，都会发两袋奶粉或者一些衣物，更为重要的还有每个月发到每个孩子手里的生活费。关于生活费，如果有人没领，张颖会亲自送到家里去，这是很多家庭领取生活费的方式。但是一些家长总是不到日期就让孩子来索取，让张颖非常生气，甚至于对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忧心忡忡。

　　对于这些，张颖早已经习惯了，但还是有让她更为心痛的事情。今年5岁的王俊(化名)前年失去了双亲，去年有些疯癫的奶奶也离他而去，当确定他也已经感染艾滋后，所有的亲人都不愿照顾这个家族中的第一个男孩子。经过阜爱协会的协调和帮助，终于有一个家庭愿意接受王俊，协会每月帮助400元。这个家庭父母都是感染者，但还有劳动能力，家里有一对未感染艾滋病的儿女。

　　9月份，这家的女儿得到了出演一部关于艾滋孤儿电影的机会，给自己的家庭增加了很多收入。王俊的养父曾经试图抛弃王俊，后来电影导演提到也需要王俊这样一个角色，便继续把王俊留了下来。尽管现在养父对王俊不好的事实路人皆知，可是因为当初王俊的伯父和现在养父签了收养协议，协会也爱莫能助。

　　“我一直在联系小俊的伯父，惟一的办法是他提出把小俊接回家。我跟他说，你把小俊接出来，哪怕我们协会雇保姆照顾他！”张颖的这个要求还没有取得小俊伯父的同意，现在只能等这位在外地打工的男人过年回家时再做思想工作了。

　　(感谢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苏春艳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