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善举，一样的伟大人格，一样的朴素目的和美好理想，王家玉和张颖的境况却截然不同：王家玉的孤残学校因资金缺乏陷入两难困境；而张颖的艾滋儿童救助协会却红红火火，越来越走上正轨。

    两种爱心事业模式带来的反差似乎预示着，传统的“开仓放粮”、“遇灾赈灾”的个人善举已经越来越离我们远去，适应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慈善公益事业，应该建立起良性长效机制，自力更生、艰苦创“事业”。

王家玉和他的“孩子们”。 因为超能力收养200多名孤残孩童，农民王家玉从“富翁”变成了“负翁”。（记者戴浩　摄）

聘请的护理人员正在照顾脑瘫弃儿。 在王家玉孤残聋盲学校里，教职工、护理人员共３２名，月工资４００元，只有王家玉一个人不拿工资；加上２００多名在校孩子的生活、学习、医疗费用，学校每月正常支出接近２万元。“眼巴巴望着账面上仅存的６０万数字一天天减少，目前，维持学校基本运转也只能靠民政部门的低保金了。”（记者戴浩 摄）

     王家玉的无奈和困惑：超能力养残助孤，农民“富翁”变“负翁”

    今年６６岁的王家玉，在记者面前却露出了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的疲态。他微微蜷缩在木椅上，用一种平静却略带自嘲的语调说：“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实在不是我愿意的。我只是一个农民，没有多大本事，也没有什么文化。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做到后来，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却不得不撑下去，毕竟那么多孩子，我不能不对他们负责任。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今年６６岁的王家玉是安徽阜阳颍上县三十铺镇人，他从１９８８年开始自己创办工厂，也曾是远近闻名的农民“百万富翁”。他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收养流浪孤残儿童，将他们的起居饮食一力承担。２０００年，王家玉收养的孤残儿童达到６８人，他倾其所有，将厂房改建成孤残聋盲学校，并聘请了退休教师，开始办学。

    王家玉办学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办工厂挣钱“以厂养校”。这在王家玉的工厂效益还好的时候很容易实现。但是２００３年夏天一场洪水冲毁了工厂，王家玉只得四处奔波借钱维持孤残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开支。从２００３年７月至今，王家玉个人借贷欠债已经超过了２２万元。

    与此同时，随着２００４年２月媒体对王家玉事迹进行集中报道以后，王家玉和他的孤残聋盲学校的名声在全国范围传开，由此带来社会各界捐助资金的同时，也使学校的孤残孩子不断增加，达到了空前的２１４名。

    “根据学校会计王成军的统计，学校总计收到的来自社会捐助资金总额为１２７．６６万元，绝大部分集中在媒体报道之后的几个月。随着时间推移，来自社会的捐款不断减少，今年以来几乎没有捐款。但是，各方送来的孤残儿童却有增无减，除了来自本县及临泉等周边县市和省内的，上海、河南、江西等外省市的一些孤残孩子也被送来。曾经有河南的家长大白天开着车将孩子扔在学校门口就跑掉了。有些遗弃残病孩子的家长被公安部门带走了，学校门口也装上了报警器，但院里的孩子还是越来越多。”孤残聋盲学校副校长、退休老教师李成将说。

    如今，年老病衰的王家玉面对困局已经力不从心，他从众多的“儿女”中选了１７岁的张军龙作为自己的工厂和爱心事业的“继承人”。这意味着，如果有一天他倒下了，那么，２００多名孤残儿童的未来命运，就将系在这个初一年级少年稚嫩的肩膀上。

　　 张颖：把爱心事业当作终身事业来做

    跟王家玉被逼走上爱心事业的无奈相比，张颖在艾滋儿童救助协会的工作虽然一样艰难和辛苦，她却思路清晰，并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愉悦。“如今，帮助艾滋儿童就是我的全部和唯一事业，我也愿意为这个事业奋斗终身。”干练自信的张颖笑吟吟地说。

张颖与协会的孩子们。协会组织了艾滋孤儿到首都北京参加夏令营活动。图为张颖向孩子们展示与篮球明星姚明的合影。（记者李健 摄）

艾滋病女孩任囡囡温馨的家。任囡囡的父母因患艾滋病几年前已经去世，她也同样感染了病毒，生活起居全靠风烛残年的奶奶来照应，曾一度陷入绝境。从2004年1月开始，张颖代表协会向任囡囡送去每月4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同时还让她服用美国慈善人士凯·约翰逊女士邮寄来的专治儿童艾滋病的药物。如今，在协会的宣传努力下，周围邻居对任囡囡已经不再歧视，任囡囡精心布置的小屋虽然破旧，却充满温馨。（记者李健 摄）

    与王家玉“以厂养校”、“子承父业”的理念不同，有着成功从商经验的张颖选择了以协会为载体，通过建立协会良性机制，争取长期、稳定的社会资金支持，来达到帮助更多艾滋儿童的目的。张颖的想法得到了朋友们的热烈响应。很快，张颖身边聚集起６０多位包括企业家、教师、医生、新闻工作者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还有６家会员单位愿意资助一些经费。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成立，成为安徽省首个也是目前惟一一个救助艾滋孤儿的民间团体，得到了阜阳市有关领导的支持。

    在关爱和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贫困儿童”的模式上，协会采取“最适当”和“最切实可行”的救助模式，并非大包大揽，而是劝服艾滋孤儿的旁系亲属收留、照顾他们，协会再每月给予这些家庭１００元至４００元的生活补助；同时，由协会资助孩子上学，为收留艾滋儿童的家庭提供电视机、ＶＣＤ等实物支持。目前，协会已救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４００人左右。

    张颖说：“我很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们协会成立以来，从来不跟政府开口要什么，完全是通过协会的独立运作，包括对外宣传，向国内外相关基金会、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寻求帮助，按正规途径申请相关资金项目支持。”

    在张颖看来，民间组织就是应该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替政府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提出的方案也更具有灵活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成为政府的有益补充，而不是依赖政府。“比如，我们给每个孩子发放的生活补助标准，是根据孩子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条件来上下浮动，有差别，我们会跟家庭成员解释差别在哪里，合情合理的解释，一般也会获得理解。这在政府是不可能做到的。”

    为了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张颖从２００３年起已经个人投入了近５０万元，加上各方的资金、药物支持，协会勉强能维持。对于协会未来的发展，张颖仍然抱着信心。她认为，“公益事业应该正规化，利用社会资源，而不能完全靠个人，一味跟别人要。从我们协会角度来说，首先要做好协会自身建设，个人能力也在不断学习锻炼中提高，以此树立协会的口碑，提高公众信任度，以自身的成绩争取社会资金。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性循环，为更多的需要帮助的孩子争取救助。”

民政部门：在个人能力范围内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王二十”是一个曾被人遗弃、四肢不能动弹的６岁男孩，跟王家玉姓，捡到的日期为名。王二十虽然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但他认得王家玉这个养父。（记者戴浩 摄） 今年3月份，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人、美籍华人何大一到阜阳看望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的孩子们。从今年开始，何大一在香港陈氏家族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始积极对协会的艾滋病儿童提供帮助。（记者李健 摄）     阜阳市民政局局长司学龙说，对于孤残儿童、艾滋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救助，最根本的还是需要政府建立健全的、全方位的社会救助体系；个人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值得鼓励，但需要把握好度，不要超过个人能力范围。     对于“王家玉现象”，阜阳市民政部门认为，王家玉创办孤残聋盲学校并未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至今没有取得合法办学资格，仍属于家庭办学，但收养２００多名孩子却明显超过了其自身能力范围，与有关法规相冲突，目前，学校的经费维持，主要靠的就是民政部门通过“政策绿灯”为孤残儿童办理的低保金支撑。虽然王家玉的个人精神非常值得推崇，但“超能力”的爱心行动到最后往往仍旧依赖于政府收拾“残局”，可能导致占用政府资源，使本该获得政府救助的群体反而得不到救助。     “在现有社会救助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凭政府一己之力不可能照顾到所有困难群体成员，因此我们鼓励慈善家以个人力量贡献社会公益事业，但一定要在个人能力范围之内。收养孤残儿童、办学等，需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审核；政府部门的审核实质上就起着把关、监督和引导作用。”阜阳市民政局局长司学龙说。     另一方面，阜阳市民政部门一致认为，张颖和她的协会模式非常值得借鉴，这也是慈善公益事业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     如今，对于王家玉和他的孩子们，各级民政部门达成的共识是：承认现实、维持现状。司学龙认为，无论如何，民政部门都会按相关政策解决和保证这些孤残儿童的生存和教育权利；但“子承父业”继续收养孤残的做法并非解决问题的正确渠道，从长远考虑，将王家玉的孤残学校纳入政府管理是最终目标。“届时，孤残学校的孩子们将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通过三级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建立正规福利机构，建立全方位社会救助体系，让孩子们的相应权利从根本上得到长久和稳定的保障。”司学龙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