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今日起实施，其中温情关怀与严厉问责并举。条例明确了政府和个人艾滋病防治的权利与义务，体现了中国防控艾滋病的决心，也标志着艾滋病防治步入法制轨道。

　　那么，作为艾滋病救助链条上最基层、最直接的角色———基层相关部门，对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的制度准备情况又是如何呢？在执行这些制度中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实践中有哪些有效的经验和方法？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分别在山东、河南、陕西、广东展开了深入调查。从今天起，本版分上下两篇推出“聚焦艾滋病防治条例实施”报道。

　　聚焦艾滋病防治条例实施（上）

　　报道策划 张鑫

　　部分地区多年无人主动检测

　　姜东良 本报记者 袁成本

　　一些筛查实验室基本闲置。“艾滋病免费咨询检测门诊成立3年来，仅有几十个人来咨询，主动检测的一个都没有。”对于今日起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山东省东阿县卫生局局长赵丰义道出了自己的担心。

　　记者了解到，做好重点人群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尤其是从艾滋病高发省份来的外来妇女、流动人口、各种被监管人员等高危人群的筛查，是疾控中心监测的重点。

　　山东省所有的市级疾病控制机构，所有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均建成了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实验室。全省共建立病毒抗体确认中心实验室1个，病毒抗体确认实验室2个，135个县建成了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实验室。

　　然而，除少数城市外，相当一部分县级筛查实验室，在对特定的对象筛查后基本闲置，在有的县、市，多年无一人主动筛查。

　　“东阿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未必是什么好事。最大的威胁就是‘漏网之鱼’。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外出务工人员。”赵丰义说。

　　东阿县在外务工人员达数万人，其周边的阳谷、莘县、冠县都发现了疫情，并有人死亡。2005年，在外打工多年未回家的一东阿籍男子，感染艾滋病殒命他乡。这深深地触动了当地的神经。

　　流动人口不应被遗忘。济南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所长阮师漫说，在济南，艾滋病感染者有三成以上是流动人口，女性感染者越来越多，性传播的比例越来越大。2005年，他们深入五十多家娱乐场所，对几千名小姐进行防艾宣传，对四百多名小姐进行面对面讲解，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性工作者”的安全套使用率并不高，她们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外来务工人员也是防艾的重点，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许多地方宣称实施“农民工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不少部门、许多志愿者都曾到建筑工地进行宣传。

　　然而，记者走访了4个建筑工地，调查了三十多人，却只有两人听说过“艾滋病”，但具体是什么病、如何预防，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阮师漫也表示了担忧。她说，农民工大都是青壮年，正处在性活跃期，又远离伴侣，他们总得解决性欲问题。以他们的收入，只能去路边店。而这里的“性工作者”，在提供服务时更缺乏保护措施，交叉感染的几率更大。

　　经费问题增加条例落实难度

　　井长水 赵红旗 本报记者 张惠君

　　“艾滋病防治问题虽然有了专门的行政法规，但保障措施能否落实到位至关重要。上面强调需要落实的事情有很多，但都因为经费的问题在落实上打了折扣。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作为贫困县里的贫困乡村，我们有不少难度。”谈起条例的实施，河南省柘城县某乡一位负责人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条例规定，各级政府应当根据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将艾滋病防治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我们县本来就是贫困县，说实话，在经费使用上是困难的，必须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否则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这位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条例将“四免一关怀”这一政策制度化，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孕产妇采取关怀、治疗和救助措施，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遗留的孤儿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未成年人减免相应的教育费用，对生活困难并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给予生活救助，对有劳动能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扶持其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和工作。“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量相当大”。

　　柘城县艾滋病防治民间促进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了实地调查，写出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在本县的落实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中是非常重视的，但经费紧张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

　　河南省卫生厅有关人士介绍，每村艾滋病人在50人以上的为重点村，目前河南共有38个重点村，重点村建有村级卫生室，负责艾滋病病人的救治，如果病人病情严重村卫生室无力救治，则转院乡卫生院救治。对于非重点村的艾滋病人则直接集中到乡卫生院救治，乡卫生院救治不了的再转县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县级综合医院，以此上转。

　　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救助体系中的试验者，艾滋病在河南的防治经验值得借鉴。但据了解，处在艾滋病救治体系上最末端的乡村医疗站和村医们，依然绕不过去的现实难题是：防治经费、人员工资、卫生条件和技术水平。

　　艾滋病人心理状态不容忽视

　　井长水 赵红旗 本报记者 张惠君

　　“尊重艾滋病人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尊重他们，帮助他们恢复生活的信心。”河南省一位乡村医生说，“不少患者有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认为过一天算一天。有的还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不少艾滋病疫区的民警证实了这位医生的说法。据了解，河南艾滋病疫区共有229个派出所，民警1964人，其中近百名警察在执行公务中被艾滋病人抓伤，需要接受抗艾滋病治疗的约70人。

　　据一名民警介绍说，违法犯罪的艾滋病人大多是25岁至45岁之间的已婚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法制观念淡薄。在得知自己患了艾滋病后，个别人心理失衡、扭曲。他们普遍采用的办法就是先抓伤自己，再去抓伤别人，有的人甚至用注射抗病毒药物的针管抽取自己的血液，然后以扎伤对方的方式相威胁，伺机敲诈钱财。

　　张廷辽是上蔡县与艾滋病人打交道时间最长、最有经验的警察，他在疫区办案时很少戴橡胶手套。他对记者说：“这是为防止艾滋病人产生逆反心理，如果他们认为我歧视他们，就不会配合工作，这样做更容易接近艾滋病人。”

　　据了解，因经费紧张，派出所一般只有橡胶手套，基层民警几乎都没有配备个人防护物品。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公安机关在处理发生在艾滋病患者身上的治安案件时，一般都采取比较宽容的办法。

　　“艾滋病绝不仅仅是个医疗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消除艾滋病留给社会的后遗症方面，送医施药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如果不能充分调动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热情和参与感，那么，他们的现在和将来依旧还只能苟活于灰色地带。”郑州大学一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教授说，如今在河南艾滋病救治重点村，政府的救助投入很大，但从患者个人角度说，一种与普通人一样的积极乐观心态还未建立。

　　保障艾滋病患者权利最重要

　　杨涛

　　《艾滋病防治条例》最主要的亮点在于加强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权利的保障，条例在第三条就郑重宣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此外，条例中许多具体的保障措施可圈可点，例如加强了对艾滋病病人遗留的孤儿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保障，规定如生活困难，接受义务教育的，应当免收杂费、书本费，接受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应当减免学费等相关费用；加强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生存权的保障，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生活困难并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给予生活救助；加强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医疗救助权的保障，规定医疗机构应当为他们提供艾滋病防治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等等。

　　对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权利保障的加强，对于人类的生存与社会和谐意义重大。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本来感染疾病已属不幸，在社会上却又是受人歧视，为人抛弃，已经使得他们事实上成为我们社会的弱者。因此，要让这样一些遭遇不幸的弱者，恢复做人的尊严，回归我们的社会，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就必须针对他们的特点，给予他们更为特殊的权利保障，这种权利保障要有助于他们的生存、教育、做人的尊严得到全面的改善，必要时要给予他们常人所不能享受的权利。

　　加强对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权利保障，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保护他们的生存条件，也还在于保护全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的和谐。这种判断来自于对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歧视与权利保障的漠视，将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报复，将疾病向全社会传染，将仇恨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艾滋病首先是一个疾病问题，但在病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下，将会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呵护他们的权利，恢复他们的尊严就是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也就是最好的预防疾病传播机制。

　　因此，条例对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权利保障的加强，值得我们赞许，其意义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数据调查

　　山东艾滋病感染者快速增长

　　姜东良 本报记者 袁成本

　　一个时期以来，山东人以为艾滋病距他们非常遥远。

　　山东省自1987年开始监测，4年间，有针对性地监测了16399人，未发现一例感染者。

　　“记录”于1992年被打破，这一年，在归国劳务人员中发现了首例感染者。

　　相关部门调查显示，1992年至1999年，共监测了80多万人，检测出HIV抗体呈阳性的为52名；其中，西部的卖血者占了一半还多，归国的海员、劳工及外籍人士占去了25%。此时，除了一名嫖客外，性感染途径全部为山东省境外。

　　2005年，山东省通过实验室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88万人次，其中有13000余名既往有偿供血(浆)史者，从中检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56例，比上年又增加了近一倍。

　　对于一个人口基数超九千万、流动人口规模庞大的沿海大省，山东一直属艾滋病低发省份———如果按人口比例，更是“形势大好”。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艾滋病传播速度。

　　山东省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所长傅继华告诉记者，山东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发病人数，均在快速增长，感染人群和分布地区不断扩大，局部地区出现感染者和病人集中流行的现象。

　　数据显示，山东省女性感染者明显增多，比例高达4成以上，大大高于全国27.9%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信号；疫情已波及到全省所有地级市和108个县(市、区)，70%以上的县份未能幸免。

　　感染人群、感染途径多样化，是山东目前艾滋病感染的又一特点。傅继华说，现在，除归国劳务人员的性接触感染、血液感染，男性同性恋、吸毒者、娱乐场所从业人员、性病患者、性伴感染，母婴传播……所有的传播方式，在山东省都能找到。

　　陕西吸毒性行为成主要感染途径

　　本报记者 台建林 本报实习生 彭亚芡

　　从1992年陕西省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起，至2005年11月27日，全省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427人。累计报告数在全国排行第23位。

　　陕西省卫生厅李鸿光厅长深感忧虑：虽然427名感染者不是一个大数字，其中三分之一还是外省过来的，但其增加趋势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2003年的时候，每100名感染者中有80名是通过不洁的卖血感染的。而在2005年，每100个感染者中只有14名是卖过血的；

　　过去100个人中有29名是吸毒的，2005年增加到51名；

　　过去100个人中，有7名是通过不洁的性行为感染的，现在已经增加到19名。国际经验证明，当艾滋病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时候，它对普通人群的危害是越来越大的，比较难防。(数据来源于陕西省卫生厅)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对“大学生在进行第一次性生活时是否使用安全套”做过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震惊———100%的人没有使用安全套。

　　河南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在农村

　　井长水 张惠君 赵红旗

　　河南省柘城县是艾滋病高发县之一，该县的岗王、伯岗、梁庄等乡镇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岗王乡的双庙集村，全村3100人，1200多人有卖血史，已发现500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1997年至今已有180多人死于艾滋病。

　　双庙集村与上蔡县的文楼村一样，都是河南省38个艾滋病帮扶重点村之一。在文楼3211名村民中，有678人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578人已经出现不同症状的并发病。两个村都是贫困村，也都是因卖血感染上的艾滋病病毒。

　　目前，河南省共有感染者2.5万余人，现症病人1.1万余人；在感染者中，农村2.4万余例，占97.22%；现症病人中，农村病人占98.37%。(数据由河南省卫生厅相关人士提供)